有幸拜读朱本红先生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大蜀山之巅》，唇齿留香，不吐不快。

这部小说所讨论的是当前社会普遍关心的痛点和焦点问题。痛点是养老，焦点是扶贫。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小说的前后半段各有侧重，但又有机统一，养老与扶贫实质上又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解决民生问题，或者说老百姓“经济基础”的问题。

小说前半部分的主人公是老邓家三对夫妻，人口多、收入少，上有老下有小，家族内部矛盾和摩擦不断，理不清的家务事如老太太的裹脚布。这样的家族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是因为有共同的老人需要赡养，也就是前半部分另一个主人公——“我”的外公。外公既是这场家族纷争的最关键的导线，也是维系家族关系的最后一颗纽扣。小说对邓家兄妹如何费尽心机“赡养”外公有十分细致的叙述，这些叙述堪称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就像一个响亮的巴掌不偏不倚地打在了我们的痛处。读者自然会指责邓家兄妹的“不孝”，但拨开“不孝”的外衣之后，我们却又感受到了“无奈”，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在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作者对邓家兄妹的鄙夷、讽刺和批判，但小说并没有沉溺在这种负面情绪中，小说的后半部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家兄妹也是可以挽救的。小说的格调一下子有了180度的转变，阴云密布的家庭有阳光照射进来。如果说在滚滚历史长河中，诸如老邓家的不幸并不鲜见，那么，当代社会与过去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李健恩副院长的出现。作为小说后半部的主人公，李健恩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光辉与伟大，因为他真真切切地改变了老邓家的“经济基础”。我们从他身上感受到了突出的时代特征——实干精神，更重要的是这种实干不是蛮干，而是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的巧干。

本篇小说之所以能直击读者心灵，力量来源于对比。小说前半部的“不幸”和后半部的“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种戏剧化地处理，让我们更加理解“幸”的可贵，也更加珍惜“幸”的不易。作者在情绪控制上是先抑后扬的，一个深陷泥淖、矛盾激化、几乎在绝望边缘的家族，我们不敢想象在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会走向何方，“我”的外公又会成为怎样一个悲剧牺牲品。但外力终究出现了，虽然也有波折，却像一双温暖的大手，拯救了这个家族。于是小说从讨论养老问题过渡到讨论扶贫问题。扶贫的真正意义在于什么？后半部的故事最终给了我们答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者一方面固然要歌颂像李健恩这样真扶贫、扶真贫的人民好公仆，另一方面也想传递：脱贫致富的真谛不是“他救”，而是“自救”。我们从后面的故事看到了邓家兄妹身上所具备的中国老百姓最可爱的品质，勤奋、诚实、聪明和感恩之心，这才走向致富之路的内在原因。生活有奔头，这是咱老百姓最朴实的追求。

小说的可读性不仅在于故事，也在于叙事和语言。《大蜀山之巅》的叙事视角“我”，是非常聪明的选择，作为家族的一份子，在故事的前半段是上一代人纷争的旁观者，站在几乎全知的视角上便于对故事的充分阐述。而在故事的后半段，又作为家族新一代的主角之一，融入了故事中，成为经历者。可以说，同一个“我”在前后有不同的作用，巧妙串起了家族三代人的风雨和温情，让故事的叙述更加流畅。小说的语言总体上是幽默风趣、生动形象的，贴近生活又不落俗套。作者对文辞运用的拿捏游刃有余，既有乡土语言、市井语言的“地气”，又吸收了时尚语言、网络语言的“洋气”。这些语言又非常适合小说主要人物的身份，符合他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小康的人生历程。

    《大蜀山之巅》是当代中国社会一角的缩影，因而被赋予了一定的现实价值。我想，一句话，大蜀山之巅，亦是时代之巅，更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向往之巅。（蔺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