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六安意外中枪，疫情陡然出现。所在的小区封闭，居民居家隔离，我在居家办公之余，静心追看了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剧《觉醒年代》，有些触动，有些感想，也有些思考。

《觉醒年代》的时间跨度也就大约六年时间，但所展现的时代风云、思想剧变以及人物命运却深入人心。围绕新文化启蒙、五四运动、共产党创建三件历史大事，剧情层层推进，不断铺垫，人物个性突出，真实可感，历史沉淀厚重，主题表现深沉。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政治腐败，制度落后，国外列强入侵，割地赔款，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文明一落千丈。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大旗帜，在中华大地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不断发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文章和文学作品，猛烈批判旧文化，大力弘扬新思想，力求在意识层面和精神领域唤醒沉睡麻木的国民，并在实际行动中遏止了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倒退行为，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共和体制。虽然固有的体制沉疴、沉重的惯性思维让沉沦的华夏大地冰天雪地，但新文化就像一缕朝阳，开始照耀这片古老的大地。

1918年，巴黎和会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没有任何话语权，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侵略权益由日本接管。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终于吹响，爱国与民主最终走到一起、相融共生。没有国家便没有国民，没有民主也就无爱国可言。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结果，是卖国官僚的被免职、政府拒绝和约签字。五四运动开端了民主，开启了民智，开辟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历程。

新文化是针对旧文化而言的。传统文化是不是旧文化？这是文化运动或者文化革新需要思考的。中华传统文化是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所存有的糟粕与弊端也是千百年来统治者摧残阉割的必然结果。两千多年的儒学绝非民国初年的孔学，晚清时期的帝制也确实失却了汉唐时期的强大活力。时代的发展需要文化的与时俱进，需要文明的交互融合，也需要传统基因的固有支撑。

《觉醒年代》展现了民国初年的思想激荡和文化碰撞，涌现了璨若星河的人文导师。“乱世人不及太平犬”，时局的动荡混乱对于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来说绝对是灾难，但对于知识分子，未尝不是走向文化舞台、传播先进思想的契机。“乱世出英雄”，没有禁锢、思想自由的结果，必然是先进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傲岸的操守和洒脱不羁的个性，陈独秀、李大钊……如斯，陈延年、赵世炎、傅斯年……也如是。社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环境，而文化的繁荣更需要思想的自由。

诚然，这些导师大都出自非贵即富之家，他们的个性与才华源自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家庭背景，普通平民难以企及。北大校园里有蔡元培、黄侃、鲁迅这样的大家名流，也有张丰载这样的政客小人，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出身优裕而又能关注底层民众的启蒙者和革命家真是罕见。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固有精神的延续。千百年来，无数圣哲先贤的骨髓里，一直流淌着爱国、民本的文化因子。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马列主义横空出世的历史当头，优秀的文化因子便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想，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该就是这样的！（文/侯学伦）